中新網1月6日電 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6日刊載《進入穩定增長“新常態”的中國經濟》一文,文章指,從中國官方公佈的數據來看,中國的經濟正進入穩定增長的新階段,不會有以往的巨大波動。然而這樣的穩定增長“新常態”還有其特殊的意義,因為這是中國領導人推動經濟重新平衡所迫切需要的。
  文章摘編如下:
 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最近宣佈,2013年的增長將達到7.6%,比2012年的7.8%低。中國內外的分析家對這一點並不感到意外,因為2013年前三季度的增長已經是7.7%,加上主要的增長指標如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與出口,在第四季度基本沒有大的變化。
  中國今年的7.6%增長雖然是15年來的最低增長率,但還是全球平均增長率的一倍,所以大多數人都認為,這還是一個很可觀的增長率。其實中國的整體國內生產總值(GDP)已相當龐大(在2013年近9萬億美元),僅是7%的增長也意味在一年內,為中國增添印度尼西亞一半或印度三分之一的整體GDP。環顧四周,世界上沒有一個大經濟體,在2013年可以取得接近7%的增長。
  至於2014年對中國經濟的預期增長,一般的共識是約7.5%,真正的增長率可能比這多或少0.1到0.2個百分點。事實上,中國政府2013年原先的增長目標是7.5%,最近官方對2014的增長預期也是約7.5%。
 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中國的經濟正進入穩定增長的新階段,不會有以往的巨大波動。在可預見的未來,其增長將處於約7%的中等水平,任何偏離也只是遠少於一個百分點的微差。
  然而,這樣的穩定增長的“新常態”,還是有其自身深遠的含義。穩定增長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行經濟重新平衡,和他的新一輪改革所迫切需要的。
  從理論上來說,中等水平的穩定增長意味著中國經濟日趨成熟,主要的高增長源泉逐漸枯竭。以國內固定投資和出口等為首的增長引擎,也因為結構與周期性原因而減弱。與此同時,單是國內消費並不足以促進高增長。
  國內需求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,尤其是國內投資,外部需求(或凈出口)只占一小部分。過去10年(2002年至2012年)來,國內投資與國內消費平均占中國整體GDP的比率是53.2%與45.1%,外部需求只占2%。
  中國的出口增長近年逐漸下滑。出口取得雙位數增長的日子已一去不回。出口增長在2012年只是8%,在2013年也是約7%。由於成本和工資日漸上升,再加上人民幣逐漸升值,中國的出口企業正迅速失去比較優勢。
  過去,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由投資拉動的,尤其是在增長較緩慢時期。政府會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來刺激經濟,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便是例子。然而,這在2012年開始改變,政府並沒有因為GDP增長放慢,而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來提振經濟增長。
  結果,2012年“國內消費”占整體GDP增長的比重,多年來首次超越“國內投資”,而外部需求(即出口)則維持負數。這個趨勢延伸到2013年,國內消費相對於國內投資,占整體GDP增長的比率進一步擴大。可以說,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,表明中國經濟已走上新的增長軌道。
  國內投資這兩年相對衰微,部分原因是工業產能過剩、政府大力削減諸多臃腫地方政府投資項目、再加上對房地產的降溫措施。
  除了清理地方政府債務,中央政府也密切關註它們的借貸。最近,政府也以“信用評級”取代“GDP評級”來鑒定地方政府的表現。
  但在政府終於解決了地方過度投資的問題後,也是投資猖獗與超高增長的日子成為過去的時候。這為國內消費(或是內需)最終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重要引擎鋪平了道路。
  然而,國內消費還未能在短時間內變身為中國增長的有力引擎。中國過去的高增長,就像過去出口導向型的東亞經濟體(如韓國與新加坡)一樣,基本上是由高水平的國內投資,及同樣高的國內儲蓄驅動的,國內消費也因此偏低。
  中國2012年的國內消費總值占GDP的49.2%(以家庭消費算則是35.5%),以國際水平來說肯定是很低的。相比之下,印度是56%,美國是70%。因此,要在短期內有效地把中國經濟轉變為以消費驅動的增長是不容易的。
  因此,中國經濟新的額外增長源頭必須來自供應方面,即是要提高生產率,在中國勞動力已開始萎縮的時候,這尤其重要。無論在那裡,生產率增長都有賴於技術上進一步的提升與創新。從另一方面來看,這也顯示了以習近平為首的新領導層所承諾的下階段,經濟改革與宏觀經濟重新平衡的重要性。
  習近平最近於三中全會宣佈的改革計劃,被譽為是鄧小平30年前啟動改革以來最大膽的措施。的確,習近平更大膽地肯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“決定性作用”。這些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,通過促進更高的效率與生產率,在維持中國未來平穩經濟增長,即使是在7%左右的中等水平,的確非常關鍵。
  許多同貿易與金融領域自由化相關的改革,包括人民幣的進一步國際化,並不是新的課題,而是一直以來在改革中。但習近平新的改革計劃,將提供所需的新的政治動力。其他較棘手的問題,如國有企業與農村土地改革,則更需要中央政府大力的介入和推動。
  在真正實施改革時,除了制定新條例或“減條例”的自由化過程,最重要的還是建立良好的治理和更有效的司法制度。這兩者都被認為是習近平改革計劃中比較脆弱的環節。
  簡而言之,以習近平為首的新領導層在這個10年期剩餘年頭的焦點是改革,再改革,不是經濟增長,更不是以GDP為主的經濟增長。
  從2014年開始,習近平需要穩健的經濟增長,來讓他逐漸在經濟與社會層面推行各項改革。成功的改革將帶來新的增長源頭,並更進一步推動改革,來取得更多增長。
  這是中共中央所預期,習近平把改革-增長聯繫起來,從現在到2020年將帶來的正面效果。這將為中國在2030年前成為發達經濟體鋪平道路。在這個過程中,經濟結構將出現很大的變化,政府與市場的關係,及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也會有很大的改變。相關的重點問題是,黨所扮演的角色應如何改變。(文/黃朝翰 譯/葉琦保)  (原標題:外報:中國經濟需要進入穩定增長的“新常態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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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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